《一樁事先張揚的凶殺案》。電影開始就陷入了一種強硬的二元對立中，善與惡、自我與他者就像足以涵蓋整個韓國社會的元素建築物，觀眾在其中無法找到文本下對應的位置，宋康昊作為橋梁，將混沌中通往未知的路徑清晰化——但小鎮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案件線索如天氣的偶然性讓周圍的模糊顯得曖昧，也消融了原本敵對的邊界——“殺人回憶”更像在以（被消解的）第一人稱視角命名進而敘述，同時觀眾的意義被重新提及——多次“注視”打破空間障礙，與觀眾（凶手）對話。美國被視為權威與理性的象征，以絕對中立的他者身份為案件提供正確（或錯誤）的分析，但內部（韓國）與其說是向啟蒙低頭，倒不如說是在尋求代表啟蒙的強者身份的庇護，社會文化崩塌失去內在建設支持，現代性還能走多遠，這不是疑問，是在否定。